第98章　过海不用同一件法器

十九号上午十点五十，南区门厅那把旧藤椅是空的。

卞晓雯的婆婆站在藤椅旁边，拄着拐，脸朝着门外。门外是一道刚扫过雪的水泥坡，坡底下是马路。助餐车每天十一点从北区那头开过来，停在坡口，帮厨的姑娘提着保温箱上来，一户一户念楼号。

许砚秋是来拿馍的。

父亲早上七点四十打的电话，说话还是那样，没头没尾：“中午你过来一趟。馍今天出。”她问什么馍，他说“年前蒸的那个”，又说“我一个人提不动那么些”，就挂了。

到了门厅，她才看见信息栏上那张通知。一月十号贴的，四个角的胶带都起了边。

年前蒸馍　统一代蒸

一、北区六号楼一楼长者助餐点厨房，一月十八、十九、二十日下午，借给安置区住户蒸年馍。

二、每户交面粉五斤，原包装，不拆封。自家发的面、面肥、面团，一律不收。

三、和面、发面、上笼，都由助餐点师傅做，住户不进厨房。

四、统一配方，统一大小，每户个数一样。笼格上贴楼号。

五、每户交燃气电费三元。

登记、问事：卞晓雯，三号楼。

底下钉着一张登记表，四十一行。第二十六行是父亲的字，一笔一画，比他平常写得大：五号楼八楼，许，五斤。

许砚秋把表看了一遍。父亲从来不蒸馍。母亲在的时候，年前那一锅是母亲的事，他顶多把笼屉从床底下拖出来，拿水冲一冲。母亲走了这些年，年前家里就没有馍，他去超市买两袋，吃不完，正月里硬了，泡在汤里。

“您坐着等吧。”她把藤椅往老太太身后推了推。

“坐下去，起来费劲。”老太太没回头，“车一来，我就得往下走。”

十一点，车没来。十一点十分，也没来。老太太的拐换了一回手。

十一点二十，卞晓雯从楼梯上跑下来，羽绒服没拉拉链，手里攥着手机。

“妈，助餐点说晚一点。”她说，“厨房早上出了点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馍的事。”

老太太点了点头，还是站着。卞晓雯看见许砚秋，愣了一下，又看见藤椅，伸手去扶她婆婆，老太太胳膊一让，没叫她扶。

车是十一点四十到的。帮厨的姑娘从车上下来，右手腕缠着一圈肉色的弹力绷带，拿左手提保温箱，一上坡口就说：“对不住，对不住，今天晚了。”她把保温箱搁在藤椅上，先把老太太那一份递过去，又回车上去搬别的。车斗里除了保温箱，还摞着两个蓝色的周转箱，箱子里是一袋一袋的馍，袋口拿订书机订着一张纸条，写着楼号。

父亲是这时候下来的。他大概一直在八楼窗户上看着。

他找着五号楼八楼那一袋，没急着拿，先解开袋口看了一眼。

上头一层是好的，白，圆，一个挨着一个。底下那些，有的塌成了饼，面皮上一块一块的黄点子，凑近了，一股酸气。父亲拿出一个底下的，掰开，闻了闻。

“酸了。”他说。

别的没说。他把掰开的两半合上，放回袋子里，把袋口折了两折。

帮厨的姑娘搬完了箱子，站在坡口，拿好的那只手揉着缠绷带的那只。

“曹师傅说，十二点半，请大家去助餐点一趟。”她说，“他要跟大家说一下。”

助餐点在北区六号楼一楼，原来设计是底商，隔出了一间厨房、一间吃饭的屋。吃饭的屋里摆着八张不锈钢桌子，墙上贴着一周菜谱，打饭的窗口拉着卷帘，卷帘底下露出一截蒸箱的门，不锈钢的，擦得发亮。

十二点半，来了二十来个人。多一半手里提着早上领的那一袋。

曹师傅五十多岁，个子不高，白帽子摘下来捏在手里，站在打饭窗口前头。他没坐，也没让大家坐，一开口先报数。

“四十一家，一家五斤，两百零五斤面。”他说，“我们那台和面机，一回二十斤，得打十一回。醒发箱一回进六盘，四十一家，要进好多回。厨房就我跟小姑娘两个人。昨天一点半，中午的碗洗完了开始，干到夜里九点四十。”

他停了一下。

“最后四回面，醒发箱进不去了，我就搁在案板上，拿布盖着。厨房夜里暖气不关，怕冻管子。我想着，早上五点来，赶在前头蒸出来，不耽误中午。”他把帽子换了一只手，“五点我开门，一进去就闻见了。发过了，酸了。”

“那你还蒸？”有人问。

“我兑了碱。”曹师傅说，“碱是我凭手兑的。四回面，一大案板，兑得不匀。有的地方碱大了，就是那些黄点子；有的地方没兑着，还是酸。我也知道兑不匀，可我不蒸，那四回面就只能倒了。”他看了看窗口里头，“六点上笼，蒸到九点多。中午的菜晚了，车晚了四十分钟。小姑娘往车上搬箱子，赶，脚底下一滑，手腕子扭了，上午去了卫生站，人家说一个礼拜别使劲。”

屋里没人说话。

“坏了多少？”卞晓雯问。她站在靠门那张桌子边上，手里拿着那张登记表的复印件。

“四成上下。”

“怎么分的？”

“照你那张单子分的。”曹师傅说，“每户个数一样。好的，每家分十八个；坏的，每家分十二个。”

靠墙坐着的一个老头笑了一声，笑得不大：“这倒是公平。”

老头姓黎，南区的，东段搬过来的。他把自己那一袋往桌上一放，袋子底下压扁了一个。

“是我的事。”曹师傅说，“单子是卞姐定的，面是我和的，面是我搁在案板上的。坏的那一份，面钱我出，一家补两斤。可今天下午、明天下午，就剩两个下午。小姑娘手不能使了，公司明天从别的点调一个人来，调不调得来，我还不知道。一个人，两个下午，四十一家，我补不上。”

北区物业的周管家也来了，站在窗口另一头，一直没开口。这时候他说话了。

“还有一个事，我得说在前头。”他说，“厨房借给大家，报上去的是三个下午。今天早上那一锅，没报。”

曹师傅没吭声。

“早上用大灶，我得报上去。”周管家说，“报了，街道那头怎么说，我不知道。可能下午照常，也可能下午也不让用了。我先跟大家说一声，省得到时候说我没说。”

先开口的是钱姨。

钱姨七十多了，北区十号楼的，西段搬过来的，手背上的皮松松的，指甲剪得很秃。她一直坐着，这时候也没站起来。

“我头一天就跟她说了，”她朝卞晓雯那边抬了抬下巴，“我说我的面，我自己在家和。她说不行。我也就交了。”

“不是我说不行。”卞晓雯说，“是人家公司的规矩。有证的厨房，外头的面不能进。吃出事来，人家查的是厨房。这个我去问过三回。”

“我知道不是你定的。”钱姨说，“我没怪你。”

她把手搁在桌上，手指头一根一根摊开。

“我家的馍，是拿老面发的，不放糖。碱，是我拿舌头尝的，尝着不酸不涩，才下手揉。蒸出来，一个一个，揉的时候就不一样大，有大的，有小的，小的是给孙子的。”她说，“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。一家有一家的蒸法。你把四十一家的面，倒进一个和面机里，那就成了一家的面了。一家的面出了事，四十一家都出事。”

“要我说，各蒸各的。”黎老头说，“家里都有灶。”

“家里的灶能蒸。”周管家说，“一回一笼，蒸的时候人别走开，窗户开条缝。小胡前年发的那张单子，都还贴着吧？灶台边上别堆纸，别堆塑料袋。这个不是我吓唬人。”

“那就各蒸各的。”黎老头说，“两个下午也不用抢了。”

有几个人跟着点头。有一个说她家笼屉还在，搬家的时候没舍得扔；有一个说他家里那口锅大，架得住两层。屋里的声音一下子多了。

卞晓雯没说话，等着那一阵声音过去。

“各蒸各的，行。”她说，“那我家呢？”

屋里静了一下。

“我不会和面。”卞晓雯说，“我是外地来的，我们那儿过年不蒸这个。我婆婆会，她手现在攥不住东西。她说想吃一口年馍，跟她们那边一样的，我才去跑这个厨房，才去问那三回。我交面，就是为了这个。”

她把登记表的复印件翻过来，搁在桌上。

“我定统一，是有原因的。”她说，“厨房的规矩，只能那样。个数一样，是怕有人说谁家的多、谁家的大——我记账记了一个多月，一分钱的事都有人来问，我不想年前再为一个馍来问我。大灶只能他们两个人动，这个也不是我定的。统一，我到今天也不认错。”她顿了一下，“可今天早上，我婆婆在门厅站了五十分钟。”

老太太那一份，她没提好的坏的。

“谁家是自己做不了的，”她说，“举一下手。”

举起来的手不多，有几只举得很慢。许砚秋站在门边，看见父亲的手也抬起来了。他抬得不高，抬到肩膀那儿，停住了，没往上举，也没放下。

卞晓雯挨个看了一遍，在复印件背面记了楼号。又把没来的那些人家一家一家念出来——多一半是她记账的时候认得的，谁家是一个老人，谁家腿不好，谁家儿女在外地，年前回不来。念完了，她数了数。

“十七家。”她说，“各蒸各的，这十七家，蒸不了。”

曹师傅说：“十七家，两个下午，我一个人，按我的法子，够呛。兴许行。”

“兴许。”卞晓雯说。

钱姨没等曹师傅算完。

“你家的，我带。”她说。

卞晓雯看着她。

“你带，按谁的法子？”

“按你婆婆的。”钱姨说，“她要什么样的，我去问她。我的法子，是我家的。给她蒸，得是她的。”

卞晓雯没接话，低头在复印件上写了一行。

后头的事，比刚才慢。有一个年轻的妈妈说她不会揉，可她家灶是双眼的，谁家揉好了面，拿到她家来蒸，她看着火；有一个说他揉得动，家里灶小，一回只能一笼，他带一家可以，带两家就得蒸到半夜；还有一个问，带了人家的，蒸坏了算谁的。

“算我的。”曹师傅说，“面钱，我补的那两斤，一家两斤，谁家带了谁，就拿那两斤去蒸。蒸坏了，再来找我。”

“我不带。”黎老头说。

屋里几个人看了他一眼。

“我家那个灶，蒸我自己家的都得蒸到夜里。”他说，“我老伴腰不好，站不了一下午。我不带。”

“行。”卞晓雯说。她在他那一行后头什么也没写。

这时候曹师傅忽然转过脸来，看着门边的许砚秋。

“你是馆里的吧？”他说，“冬至那回开会，我去送过饺子，看见你坐在门口。你们馆里，八仙过海，是怎么说的？是各过各的，还是一块儿过的？”

许砚秋没有马上答。

“馆里没有这四个字。”她说，“南段那一页，八仙只有一行，写的是戏台，还有桌会。”

“书上呢？”

“书上不止一种讲法。”她说，“我说哪一种，就是我替您挑了一种。”

曹师傅看了她一会儿，把帽子戴上了。

“那我挑我的。”他说，“我的讲法是，八个人，各人手里拿着各人的东西，过海的时候，谁也没借谁的。我干了三十年白案，我就认这一条。”

“过海，过到哪儿去？”卞晓雯说，“总得是一个地方。不是一个地方，那叫各走各的，不叫过海。”

“你们俩说的，是一回事。”钱姨说。

“不是一回事。”卞晓雯说。

曹师傅也说：“不是一回事。”

两个人说完，互相看了一眼，谁也没再往下说。

单子是在曹师傅那张打饭窗口的台面上改的。

卞晓雯把复印件翻到空白的那一面，从中间画了一道竖线，左边写“自己做”，右边写“做不了”。右边那一栏，她又分了两格：一格写“谁带”，一格写“要什么样的”。

“要什么样的，得写。”她说，“大的小的，甜的不甜的，碱大碱小，点不点红。人家要什么样的，带的人照着做。不写，带的人就按自己家的做了。”

“没人带的呢？”曹师傅问。

“没人带的，写你。”

“写我，就按我的法子。”曹师傅说，“我的法子，也改。这回不倒一个盆了，一家的面一家和，条子贴在盆上，不贴在笼格上——笼格上的条子，一上汽就掉，昨天就掉了好几张，我是照着笼格的位置记的。”他顿了一下，“最后那一盆，不管蒸不蒸得完，夜里不搁案板上。”

卞晓雯把这几句也写上了，写在最底下，字很小。

写完了，她拿着笔，在那张纸最上头停了一会儿。纸的最上头还空着一行，本来是写标题的地方。

她写了一行字：年前，四十一家，每家一锅。

写完了，她自己看了一遍，没有改。

周管家这时候接了个电话，走到门外去说。说了有五六分钟，回来的时候，脸上没什么表情。

“街道回了。”他说，“下午的，照借。早上的，不行，以后都不行。今天早上那一回，记一次。”他看着曹师傅，“记在物业这头，不记你。”

“记我。”曹师傅说。

“记我。”周管家说，“借是我报的。”

曹师傅没再争。他转身掀开卷帘，进厨房去了，过了一会儿，里头传出和面机转起来的声音。

十七家，有人带的，一下午凑了十三家。剩下四家，右边那一格写的是“助餐点”。

父亲那一行，右边那一格空了很久。

钱姨已经带了卞家，年轻的妈妈管看火，揉得动的那个说他带一家。卞晓雯拿着笔，等了一会儿，看父亲。

父亲一直站在门边上，跟许砚秋隔着一张桌子。他手里那一袋馍，一直没撒手。

“我自己学。”他说。

卞晓雯看着他，没写。

“许师傅，您会吗？”

“不会。”父亲说，“她在的时候，年前揉面，我在屋里看电视。三十年，我就管把笼屉从床底下拖出来。”

钱姨说：“那你下午到我家来。我给卞家揉，你看着。你揉你自己那一块。”

父亲点了点头。

卞晓雯就在他那一行，把他从右边那一栏划到左边“自己做”那一栏，在后头替他写了个“学”字，打了个括号。

钱姨家的厨房，比许砚秋想的还小。

一个双眼的燃气灶，一个水池，一张折叠桌靠着暖气片。灶台边上干干净净，一张纸也没有。笼屉是铝的，三层，边上有两个瘪坑，是西段搬过来的时候磕的。钱姨从冰箱里拿出一只搪瓷盆，盆上盖着湿布，布底下是一小团面，灰白的，一股酸香。

“这是老面。”她说，“上回剩下的。”

她先给卞家和。曹师傅补的那两斤面，倒在一只大盆里，老面揪一块，拿温水化开，一边倒一边拿筷子搅。卞晓雯的婆婆没来，钱姨中午去问过了，回来说：“她要碱大一点的。她们那边的馍，是黄的。匀匀的黄，不是一点一点的黄。”

她说完了，自己笑了一下。

“早上那一锅，人家嫌黄。她倒要黄。”

父亲那一块，在折叠桌的另一头。他把袖子挽到胳膊肘，手搁在面上，不知道怎么使劲。他开了三十年公交，手大，一按下去，面就从指头缝里挤出来。

“别按。”钱姨说，“推。拿手掌根往前推，推出去，再卷回来。”

父亲推了一下，推歪了。又推了一下。

许砚秋坐在门口一只小板凳上。钱姨让她进来，她没进，说门口不挡道。她的本子在包里，没拿出来。

面揉到一半，钱姨揪了一小块卞家的面，放在舌头上尝了尝，皱了皱眉，又往里揉了一点碱水。揉匀了，再尝。尝了三回，才点头。

“你尝得出来？”父亲问。

“尝不出来，还蒸什么。”钱姨说，“我妈就是这么尝的。她尝得比我准。”

她没往下说她妈。

父亲的那一块，揉了四十多分钟，面皮上还是疙疙瘩瘩的。钱姨过来摸了一下，说行了。他把面揪成剂子，一个一个团，团出来的，没有一个是圆的，有一个歪得像个鞋头。

他看着那个鞋头，看了半天。

“她蒸的，是圆的。”他说。

“歪的也熟。”钱姨说。

父亲没吭声，又去团下一个。

许砚秋坐在门口，看着他团。他团得很慢，每团一个，拿两只手捧着转一圈，看一看，放在案板上，再团下一个。有一个团到一半，他停下来，抬头看了看窗户外头，又低下头去团。

“你们馆里，”他忽然说，没回头，“记不记这个？”

“不记。”

“你妈要是在，她得记。”

“我不记。”许砚秋说。

“我也没叫你记。”父亲说。

钱姨把两盆面都盖上湿布，一盆搁在暖气片边上，一盆搁在折叠桌底下。

“暖气边上的，一个钟头就够了。”她说，“不能过夜。昨天那一锅，就是过了夜。”她拍了拍折叠桌上的面粉，“天黑蒸。卞家的先蒸，你的后蒸。”

“我的后蒸。”父亲说。

他拿抹布擦手，擦得很仔细，指甲缝里的面，一点一点抠出来。

许砚秋三点多从北区出来，走回南区。

门厅的藤椅上，搁着一只空保温箱，是中午忘了收的。信息栏上，一月十号那张通知还在，底下那张四十一行的登记表已经揭了，换上了卞晓雯改过的那张。

最上头一行：年前，四十一家，每家一锅。

底下左右两栏。左边“自己做”，一行一行，有的后头写着带了谁，有的后头空着。黎老头那一行后头空着。右边“做不了”，十七行，“谁带”那一格，十三行写了楼号，四行写着“助餐点”；“要什么样的”那一格，写得五花八门：不放糖；小一点，老人牙不好；点红，要送人；碱大，匀的黄。

左边那一栏靠下，有一行：五号楼八楼，许。后头是卞晓雯的字，一个“学”，打着括号。

许砚秋在信息栏前头站了一会儿。

她想起曹师傅问她的那一句，各过各的，还是一块儿过的。她答不上来，也不打算替谁答。书上有的那几种讲法，她知道一点，可那几种讲法，没有一种是讲一个一月十号贴出来的通知，一个凭手兑的碱，一个在门厅站了五十分钟的老太太的。

她没拿本子出来抄。

楼上八楼的窗户，是关着的。父亲还在北区，在钱姨家那张折叠桌边上，等天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