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15章 活人带路
初一早上八点半，许砚秋拎着一兜橘子往南区走，走到四号楼跟前，看见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刚刚开出去。
车身上没有字，只有一道灰色的杠。车开得很慢，过减速带的时候几乎停住了，然后才拐出去。
四号楼门口的台阶上坐着一个女人，穿着棉拖鞋，睡衣外头套一件长羽绒服，拉链拉到下巴。她旁边站着一个中年男人，四十来岁，衬衫领子一边在毛衣外头，一边在里头，手里攥着一张折了几折的纸。
垃圾桶那边还站着一个人，黑羽绒服，抽着烟，不走。
许砚秋认得台阶上的女人。崔姐，原先住灯市街西段，门口种过一盆很大的三角梅，年年开到十一月。搬来以后在四号楼三楼，许砚秋在门厅见过几回，没说过话。
“崔姨。”她说，“过年好。”
说完她就觉得这一句不对了。
崔姐抬头看她，点了一下头。“五楼舒家老爷子，”她说，“早上走了。”
舒老爷子是早上五点二十走的。
这些是后来一点一点听来的。老爷子八十四，原先住河沿，年轻时在码头扛包，后来给街道看了二十年自行车棚。病了两年，去年秋天医院说，回家吧，家里舒服些。卫生站的靳医生隔几天上楼来一趟。儿子舒永平在外省，腊月二十八开车回来，说回来过年。
五点多，外头放开门炮，一挂接一挂。老太太说，他醒了一下，手动了动，她以为他嫌响，去关窗户，关完了回来，人就不动了。
舒永平打的一二〇。一二〇的医生来了，看过，说了该说的话，开了一张单子，告诉他剩下的事天亮了找卫生站，走之前又说：“殡仪馆那边，二十四小时有电话。”
他没记住那个号码。
六点半，有人敲门。门口站着一个黑羽绒服的男人，说：“节哀。我是做礼仪服务的，一条龙，您什么都不用管。”递上来一张名片，一张价目单，单子上三个套餐，中间那个画了个圈，三万八。
舒永平后来说，那会儿他觉得这个人是来救他的。他在这个楼里谁也不认得，他妈坐在床边上不说话，窗户外头还在放炮，一楼道的烟。有人说“您什么都不用管”，他差一点就签了。
他去找笔的时候，三楼上来了一个人。
崔姐是听见敲门声上来的。“这个楼，”她后来说，“大年初一早上六点半，谁家敲门？除了这种事，没有别的。”
她在门口站着，先没进去，看见那张价目单在舒永平手里，看见那个男人的鞋。
“你先别签。”她说，“我走过一回。”
黑羽绒服的男人没走。
殡仪馆的车是崔姐叫的。她手机壳里夹着一张纸条，纸条上是区殡仪馆的电话，是去年夏天她自己抄的，抄完了就一直夹在那儿，没拿出来过。车八点来，两个穿深色工作服的人上楼，下楼，前后不到半个钟头，楼里一个人也没惊动。
车一走，那个男人又过来了。
“大哥，”他对舒永平说，“车是殡仪馆的车，可后头的事，殡仪馆不管。衣服您备了没有？初一，哪家店开门？”
舒永平看崔姐。
崔姐也没话说。衣服是要备的，殡仪馆的人刚才也说了，明天送过去。大年初一，商场关着，卖这个的铺子更关着。
“我这儿有。”那男人说，“不单卖您。套餐里头都带着。”
“单卖多少？”崔姐问。
那男人说了一个数。
崔姐的嘴动了一下，没说出来。许砚秋看得出来，那是一个贵的数。
“我买。”舒永平说。
“你——”
“崔姨，”舒永平说，“我知道贵。我买这一样。别的不要。”他把那张价目单还给那个男人，“套餐不要。”
那男人接过单子，也没恼，从兜里又掏出一张名片，塞在舒永平手里。“有事您打我。”他说，“夜里两点也打。”他看了崔姐一眼，“您是热心。可您白天在，夜里呢？下回谁家夜里两点出事，您下楼？”
崔姐没答。
“我也是带路的。”那男人说，“就是收钱。殡仪馆也收钱。”
他走了。走到楼角，回头看了一眼，把烟头摁在垃圾桶盖上。
许砚秋把橘子搁在台阶上，没往父亲那儿去。
父亲自己下来了。他是从五号楼窗口看见的，穿着过年的新毛衣，外头套着旧的公交制服棉袄，那件棉袄他冬天出门就穿，扣子掉了一颗，拿别的扣子补的。
“舒老哥？”他问。
崔姐点头。
父亲站了一会儿。“他坐过我的车，”他说，“坐了好几年。早上头一班，五点五十，他在河沿站等着，上来不说话，坐最后一排，到码头下。”他顿了顿，“后来码头没了，他就不坐了。”
他没问别的，跟着崔姐上五楼。许砚秋跟在后头。
五楼的门开着一道缝。对门贴着新春联，门口一摊红纸屑，没扫。对门里头有个老太太的声音，在跟孩子说：“别出去，今天别往外跑。”门就关上了。
舒家屋里暖气很热。床已经空了，被子叠好了，枕头上放着一顶灰色的棉帽子。老太太坐在床边的椅子上，手里拿着那顶帽子的帽檐，拿着，也不戴，也不放。
父亲叫了一声“嫂子”，老太太看了他好一会儿，认出来了：“开车的。”
“是我。”
老太太点头，又低头看帽子。
“他走的时候，”她说，“外头正放炮。他一辈子怕响。码头上扛包那些年，轮船一拉笛，他就缩一下脖子。”她拿大拇指摸那道帽檐，“我去关窗户。关完了回来，就那一会儿。”
屋里没人说话。
老太太抬头，看见了许砚秋。
“你是馆里的，”她说，“成梁家的闺女。”
“是。”
“楼里人说，你们馆里，有讲领路的。”
许砚秋站着。
名录里无常那一栏有三条，是这一个月里三个人分三回讲给她的，一个讲山里抬棺，一个讲戏班糊帽子，一个讲码头上的会馆。三条都念回过，一条署了讲的人的名字，两条没有。这三条里，没有一个字是讲这个屋子的。
“馆里有三家讲过，”她说，“三家讲的，都不一样。”
“讲他怕不怕响没有？”
“没有。”许砚秋说，“没有这一句。”
老太太看着她，看了一会儿，又低下头去。
“那就是不怕。”她说，“有人领着，就不怕了。”
她把帽子放在膝盖上，拿手压平了。
许砚秋没接这一句。那是老太太自己的话，不是馆里的，也不该是馆里的。
中午，崔姐去了北区物业。
她不是去骂人的，是去问。她说，一二〇的车来了，走了，不到半个钟头，那个人就来敲门了，他怎么知道的？
周管家初一在值班，饺子搁在电暖器边上，没吃。他听完了，把夜班的记录本翻出来，一页一页看，看完了，又把保安叫来问。保安是个年轻人，初一早上刚下夜班，站在门口，一个劲地说他没打过电话。
“我没说你打了。”周管家说。
他问不出来。一二〇的车进小区要登记，登了；车停在四号楼底下，谁都看得见；楼里谁家的窗户里都能看见。谁打的电话，谁也不认。
“查不出来。”周管家说，“我不瞎说是谁。”他把记录本合上，“往后，物业这头，谁家有这种事，值班的一个字也不往外说。谁来问，就说不知道。”
“那管用吗？”崔姐问。
“管我这头。”周管家说，“别的头，我管不了。”
崔姐坐在那儿，没走。
许砚秋也在。她是陪父亲来的——父亲说要来问问物业，舒家老太太往后一个人住，楼上楼下有没有人照应。父亲问完了，也坐着没走。
“去年七月，”崔姐说，“我家老魏，夜里起来上厕所，倒在卫生间门口。”
她说得很平，像在说别人家的事。
“我也是打的一二〇。一二〇走了，也是不到一个钟头，有人敲门。我那时候什么都不知道。殡仪馆在东边西边，我都不知道。搬来才一个月，楼里一个人也不认得。有人说，您什么都不用管，我就跟他走了。”
“花了两万六。”她说，“后来才知道，好些是不用花的。可是那会儿，谁领我，我就跟谁走。”
她把手机壳打开，把那张纸条抽出来，放在桌上。纸条让她折得起了毛，上头一个号码，底下一行小字：殡仪馆。二十四小时。
“这是我办完了以后，自己去抄的。”她说，“抄完了，我就想，下回楼里谁家再有这事，我下楼。”她停了停，“一年了，我一回也没下过。不知道谁家有事。知道了，也不好意思去敲门，人家不认得你。今天是赶上了，就在我楼上。”
“我想弄一个本子。”她说，“谁家里走过人的，自己办过的，愿意的，写个名字，写个电话。写他走过哪一段——是医院到殡仪馆，还是家里到殡仪馆，还是派出所那头。谁家有事，打物业夜里那个电话，值班的照着本子，打给一个。那个人来，陪着去。”
周管家没说话，看着那张纸条。
“陪着去，”他说，“是去干什么？”
“就是去。”崔姐说，“头一回走的人，不知道门朝哪边开。走过的人，知道。”
骞桂芝是下午来的。
没人叫她。她在南区六号楼，四号楼的事，中午就传过去了。她进门的时候穿着那件灰呢大衣，扣子扣到顶，手里什么也没拿。
“我听说了。”她说，“崔姐，你早上跟舒家儿子说，殡仪馆初一不火化，得等初四？”
崔姐愣了一下。“我那回是等到初四的。”
“你那回是你那回。”骞桂芝说，“初一火化不火化，看排的，看那边的安排，每年不一样。你跟人家说初四，人家要是订了初四的机票回去上班呢？”
崔姐没说话。
“我在礼厅干了二十六年。”骞桂芝说，“我见过帮忙帮坏了事的。一个邻居，好心，跟家里人说这个要备那个要备，家里人照着备了，到了一看，一半不用，一半备错了。家里人不好说邻居，就说我们。”
“我没收人家一分钱。”崔姐说。
“你今天不收。”骞桂芝说，“你这个本子，写上十个人，十个人里头，保不齐有一个，陪着陪着，就跟哪家店熟了。店里给他塞个红包，他就领着人家往那儿去。那跟早上那个人，有什么两样？他还说他是带路的呢。”
屋里静了一下。
“还有，”骞桂芝说，声音低了一点，“你陪人家去一回，你自己，就又走一回。你家老魏那一回，你又得走一遍。你走得动吗？走一回两回走得动，走十回呢？”
崔姐看着桌上那张纸条。
“我不知道。”她说。
小邓是周管家打电话叫来的。她初一在老家，接了电话，坐了一个钟头的车过来，进门脸冻得通红。
她听完，想了想，说：“这事街道那头，我去问，问有没有这样的，别的地方做过没有。宫老师那头，我打个电话。”
宫老师在电话里只说了几句，小邓开了免提。
“陪着去，行。”宫老师说，“陪的人，要是听见谁说不想活了，或者看着不对，别自己劝，别自己扛。打一二〇，打我们这边的电话，叫他家里人。这一条，写在第一页。”她停了一下，“还有，陪的人自己，要是回来睡不着，也打这个电话。这个不丢人。”
电话挂了。
小邓又说：“要不这样，咱们这个，起个名字。叫‘引路’怎么样？许老师，你们馆里无常那几条，讲的不都是领路么？你给写一句，写在本子头上，大伙儿一看就明白是干什么的。”
屋里的人都看许砚秋。
许砚秋没马上答。她知道那三条里有哪几句是好听的，好听到抄在本子头上，谁看了都会点头。可是那几句是三家人的，是山里一个抬杠头的人、码头上一个看门人，讲给他们自己那一回的。她要是抄一句过来，这个本子头上，就成了馆里给它起的来历。
“馆里那三条，”她说，“讲的都是旧时候的事，领的是走了的人。一家讲的是一家的。”她停了一下，“你们这个，领的是还在的人。叫什么，你们自己叫。馆里不给它写头一句。”
小邓看着她，点了点头，没再说。
崔姐说：“不叫什么。就叫本子。”
本子是周管家从柜子里拿的，一个硬皮的，原先打算记报修的，没用过。
崔姐在第一页写了三行，写得很慢：
陪着去。不替人定。
不收东西，不说哪家店好。
只带自己走过的那段路。
她写完，看骞桂芝。
骞桂芝站在门口，大衣扣子还扣着。她看了那三行，说：“第四条，谁不干了，自己划名字。别叫别人替你划，也别不干了还挂着。挂着，人家夜里打过来，你不接，比没有还坏。”
崔姐写上了。
第五条是宫老师那一条，小邓念一句，崔姐写一句。
“你写不写？”崔姐问骞桂芝。
“我不写。”骞桂芝说，“我干了二十六年，退了，就是退了。”她把手插回大衣兜里，“你们谁要问殡仪馆里头的事，问我。我知道的，我说。不知道的，我不说。别拿我的话去跟人家说，是殡仪馆说的。”
她走了。
崔姐翻到第二页，头一个写了自己：崔玉兰，四号楼三楼，电话，家里到殡仪馆。写完了，把笔搁下。
下午陆陆续续来了几个人，都是听说了的。北区八号楼的晋师傅，老伴九月走的，他进门先说：“我不是冲着你们这个来的，我是来问舒家的事。”问完了，站了一会儿，把本子拿过去，写：晋，八号楼，二院到殡仪馆。他写完了说：“那个蜡烛，明年我还是要点的。跟这个不是一回事。”崔姐说：“不是一回事。”
还有一个北区的女人，四十出头，丈夫前年走的，她只写了电话，不写名字，底下写：派出所那头。“我就办过那一样。”她说，“别的，我也不懂。”
许砚秋看见父亲一直坐着没动。
父亲一直坐到快四点。
周管家把灯开了。本子摊在桌上，第二页写了四个名字——一个只有电话。
父亲站起来，走过去，把本子拿起来，翻到第二页，又翻回第一页，看了那几行，又翻回来。
“成梁，”崔姐说，“你不用——”
“我走过。”父亲说。
他拿起笔。他的字很大，一个字要占两行格子，是开车的人记路单的字。
许成梁，五号楼，西郊殡仪馆，坐车怎么走，窗口在哪。
他写完了，停了一下，在后头又添了两个字：一回。
许砚秋站在他身后，看见“一回”两个字。
母亲走的那一年，她也去过西郊。她记得的，只有一条很长的走廊，一排蓝色的塑料椅子，父亲叫她坐着，她就坐着。她手里拿着一张表，表上有一格“与死者关系”，她填了“母女”，又划了，改成“女”。别的，窗口在哪，先交什么，后交什么，钱在哪儿付，车在哪儿等，是父亲一样一样跑的。她坐在椅子上，听见他的脚步声，从走廊那头过来，又往走廊这头过去。
她那时候不知道那条路怎么走。她到今天也不知道。
“你写不写？”崔姐问她。
“我没走过。”许砚秋说。
崔姐看着她，没再问。
初二早上，舒永平要去西郊送衣服，顺带把后头的事问清楚。他开自己的车，外地牌照。
他在四号楼底下等着。父亲穿着那件补了扣子的棉袄下来，许砚秋跟在后头。
“我跟着？”她在楼道里问父亲。
父亲看了她一眼。“你坐后头。”他说。
父亲坐副驾驶。车开出小区，他就开始说话，说的全是路。
“前头路口，左转。别走右边，右边那条是公交道，早上七点到九点不让走，拍照。”
“过了桥，靠左。这一段老堵，堵的是前头那个学校，今天放假，不堵。”
“看见那个加油站没有？过了它，下一个口子进去。别错过去，错过去了要绕到下一个桥，多走二十分钟。”
舒永平一句一句地应，手握着方向盘，握得很紧。
许砚秋坐在后头，看着父亲的后脑勺。他说话的时候不回头，眼睛看着前头的路，像是前头有一块站牌，他在报站。
他开过去西郊的那条线，开了四年。这个许砚秋是知道的。她不知道的是，那一年，他是不是也是一个人，照着自己报过几百回的站，一站一站地开过来的。
殡仪馆门口停着好些车，初二也有人。
父亲下了车，没往大门走，往右边一个小门走。“大门是礼厅。”他说，“办事的，走这边。”
走廊很长，一排蓝色塑料椅子。
许砚秋走到那排椅子跟前，站了一下。椅子换过了，颜色还是那个颜色。
父亲带着舒永平往前走，走到头，拐弯，指着一个窗口。“先在这儿。拿号。那边那个窗口看着人少，别去，那是另一样事的。”他顿了顿，“我头一回，就排错了。排了四十分钟，到了跟前，人家说不在这儿。”
窗口里是个年轻的姑娘，戴着口罩，说话很快，很清楚。舒永平把单子递进去，她一样一样问，他一样一样答，答不上来的，她说：“没关系，这个回去问家里人，明天告诉我也行。”
到了要挑东西的时候，窗口里递出来一本册子，一页一页，是价钱不一样的东西。
舒永平把册子转过来，推给父亲。“许叔，您看哪个——”
父亲把手背在身后。
“这个你挑。”他说，“我不说。”
舒永平看着他。
“本子上写了的。”父亲说，“不替人定。”
舒永平低头翻册子。翻了很久，翻到最前头，又翻回来。窗口里的姑娘也不催。
许砚秋站在父亲旁边。她看见父亲背在身后的手，一只手握着另一只手的手腕，握得很紧，指节是白的。
回来的路上，车里很静。
过了桥，舒永平忽然说：“许叔，我妈说，领路的，会来领我爸。”
父亲没说话。
“真有吗？”舒永平问，问完了，又从后视镜里看了许砚秋一眼，“许老师，你们馆里……”
许砚秋张了张嘴。
她可以说馆里有三条。她可以说三条讲的都不一样，一个说一个，一个说两个，一个说一个岔口一个。她可以说那都是人家的，不是馆里的。这些话都对，都是她这半年学会说的。
可是舒永平问的不是馆里。
“我不知道。”她说。
父亲看着前头的路。
“那头的事，”他说，“我也不知道。”过了一个路口，他说，“这头的路，我走过。”
他没再说别的。前头红灯，车停了。父亲说：“这个灯长，九十秒。”
舒永平把手从方向盘上拿下来，搓了搓脸，搓了好一会儿。
下午回到小区，舒永平去五楼陪他妈。父亲跟许砚秋往物业走，说要把本子上的字改一改。
物业里是夜班的保安在，刚来接班，本子还摊在桌上。晋师傅那一行后头，又多了一个名字，是南区的，许砚秋不认得。
父亲拿起笔，在自己那一行后头，把“一回”两个字划了。
划完了，他拿着笔，停着，没往上写。
许砚秋以为他要写“两回”。
他写的是：认得。
写完了，他把笔放回笔筒里，对保安说：“夜里要是打过来，打我这个。我睡得晚。”
保安说：“好。”
从物业出来，天已经擦黑了。南区的楼一栋一栋亮起来，谁家在煮东西，楼道里一股八角的味道。
父亲走在前头，走得不快。
“那年，”他说，没回头，“你在椅子上坐着。我叫你坐着的。”
“嗯。”
“我不是嫌你。”父亲说，“我是想，那条路，有一个人走就行了。两个人走，两个人都得记着。”
许砚秋没说话。
“今天带着你，”父亲说，“是舒家那孩子，也是一个人。”
他们走到五号楼门口，门厅里那具龛前头，橘子和苹果还在，又添了两个砂糖橘。父亲没往那边看，按了楼道的灯。
“你那个馆里，”他说，“今天这个，你记不记？”
许砚秋想了一下。
名录无常那一栏，三条旧事，三家讲的。今天这件，不是无常的事。是崔姐的一张纸条，晋师傅的一个名字，一个只写了电话的女人，一个窗口，一条要左转的路口。它是这几个人的，不是馆里的，也不是领路的。
“不记。”她说，“那个本子，在物业。是他们的。”
父亲点头。
“那你自己呢？”他问，“那条路。”
许砚秋看着父亲。
“过了十五，”她说，“您跟我说一回，行吗？怎么走的，窗口在哪。”她停了停，“我不记。我就是想认得。”
父亲在楼道口站了一会儿，灯灭了，他又按亮。
“行。”他说，“过了十五。”
他上楼。许砚秋站在门厅里，听着他的脚步一层一层地上去，声控灯一层一层地亮，亮到五楼，停了，门响了一声。
她转身往外走。四号楼五楼那一扇窗户亮着，窗台上放着一样东西，看不清，圆圆的，像是一顶帽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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