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5章　不只一条功名路

三月七号是礼拜天，许砚秋上午又去了一趟北头。

警戒带还在，红白两色，离柱子一米来远。带子上新挂了一张塑封的纸，是管网那边贴的：三月十日施工，望柱就近移位保存，移至原位东侧人行道内侧；另有申请接收单位的，以街道批复为准。底下一行小字，写着联系电话。

“另有申请接收单位的”，说的是万神园。许砚秋看了两遍，没有拍。

马路对面，十四中的铁栅栏里头，操场上有人在搭台子，钢管一根一根往上递，叮叮当当的。一个系围裙的女人领着一个男孩从路口过来，站在警戒带外边。是周四家长会上那个母亲。她没看见许砚秋，拽着孩子的袖子，让他伸手。男孩不太情愿，胳膊伸长了，在那个黑亮的头上按了一下，又按了一下，缩回来揣进兜里。女人自己也伸手摸了摸，嘴里念了句什么，听不清。

许砚秋转过身去看文具店的橱窗，等他们走远了才回头。

桥头文具里比外头暖。荀阿姨在柜台后头理一摞彩色卡片，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蹲在货架边上，正把一根拉在墙上的红绳往下解。绳上夹着几个空木夹子，一晃一晃的。

“你别给我拆了。”荀阿姨说。

“不拆，你后天往哪儿挂？”

“往哪儿挂？往绳上挂。挂了二十年了。”

姑娘不说话，把绳子一圈一圈绕在手上。荀阿姨看见许砚秋，脸上松了一点：“许老师。你来得正好，你给评评理。”

“我评不了理。”许砚秋说，“我来买本子。”

荀阿姨嘿了一声，还是把事情说了。北头有个文昌会，是她婆婆那么叫的。婆婆在的时候，每年开春在自己家里张罗，街上谁家有孩子要考，就领过来坐一坐，吃一碗汤圆，老人给一支笔。婆婆走了，她接过来，挪到店里，那年正赶上十四中改成考点，就改在百日那天晚上。门口那盏灯点起来，孩子们看见灯亮了，就知道今天开会。来了的，一人一张卡，写上想考哪个学校、多少分，夹在这根绳上，一直挂到六月底，考完了各人自己来取。

“就这么个事。”荀阿姨说，“不收钱，卡片一块钱一张，买不买随你。”她顿了一下，“我也不瞒你，那几天卖笔卖本子，是我一年里最好的几天。”

“您婆婆那时候，也叫文昌会？”

“她叫，我也叫。”荀阿姨说，“她说以前北头有个文昌会，大得很。以前是什么样子，我不知道，她也没见过，她听她婆婆说的。”

许砚秋把这几句在心里过了一遍，没有掏本子。

“那你说她想干什么。”荀阿姨拿下巴指了指蹲着的姑娘，“我外孙女。”

姑娘站起来，手上缠着红绳。她个子挺高，外套是一件深蓝的工装，胸口印着一家电梯公司的字，袖口蹭了一道黑油。

“我十九了。”她先说，“这事是我张罗的。您要记，别写我名字。”

“那我写什么？”

“写一个往届的。”

她说她三年前也在十四中念初三，百日那天晚上也来过，写了一张卡：一个普高的名字，后面一个分数。那年她差了二十三分，去了职校，学机电。

“卡在这根绳上挂到六月三十号。”她说，“我姥姥不肯摘，说别人的都没摘，单摘我的，不好看。我放学从这儿过，进来买支笔，一抬头就是它。后来来买东西的小孩也看，有的还念出来。”

“你自己摘的？”

“七月一号，我自己摘的。”她把手上的绳子又绕了一圈，“我不是说那张卡丢人。考不上就是考不上，我数学也没学好。”她说到这儿自己先笑了一下，“是谈老师说的，她上礼拜在家长会上说的，我妈回来学给我听。我是说，那张卡挂在那儿，天天跟我说一句话：你就这一条路，你没走上去。”

荀阿姨在柜台后头把卡片码齐，没有插嘴。

“我现在在公司实习，跟师傅修电梯。”姑娘说，“安置区那几栋楼，十四楼、十八楼，都是我们维保。我们班三十个人，有干这个的，有学烘焙的，有去当兵的，还有两个后来又考上了高职。那天晚上我坐在这儿写卡片，这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，也没人跟我说过。”

她的意思是：今年的文昌会，灯照点，汤圆照吃，门照开，可是卡片不挂了，也不写分数了。请街上几个大人来，就坐在这店里，一人说一说自己是怎么走到现在、干上这一行的。孩子们有什么想问的，写在卡片上，她来念，大人来答。

“那不就成了开班会了？”荀阿姨说。

“班会是学校开的。这个是街上开的。”

“那还叫什么文昌会？”

姑娘没有马上答。她看了看许砚秋。

“许老师，你们馆里有没有记着，以前北头的文昌会，本来是干什么的？要是本来就不光是许愿——”

许砚秋知道她要什么。她要一句从馆里出来的话，一句“本来如此”，好拿去堵她姥姥的嘴，也堵后天来的那些人的嘴。三个月以前，要是有人这么问她，她会很高兴地去库房里翻，翻出一句能用的，抄给人家，还会在后头注上出处。

“我们馆里有一张北头文昌祠的旧碑拓片，我前两天调出来看过。”她说，“只拓了一面，碑上写的是一种说法，讲的是天上的星怎么落成了一个人，一辈一辈怎么显灵。街上有没有会，会上干什么，碑上一个字也没写。我母亲以前记过一些北头的旧闻，那些都没核过，我不能拿来当‘本来’。”

姑娘看着她。

“所以我拿不出一个‘本来’给你。”许砚秋说，“也拿不出一个‘本来’给你姥姥。”

姑娘低头想了一会儿，把缠在手上的红绳解下来，放在柜台上。

“那就不用本来。”她说，“就说今年。”

荀阿姨叹了口气，把绳子拿过去，也没有往墙上挂，塞进了柜台底下的抽屉里。

八号上午，孙榆给许砚秋打电话，说复核今天开始，一共三天，礼拜四出结果。

“魏总听说北头有个文昌会。”她说，“让我去拍，说是民俗活态，放进文昌展区的片子里。”

“他听谁说的？”

“管网那边。那张纸是他们贴的，他们来回跑，听店里说的。”孙榆停了一下，“我想先问问你。”

“你问我没有用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孙榆说，“我就是想先问问你，再去问她们。”

下午孙榆自己去了桥头文具。许砚秋后来听荀阿姨说，那个扎马尾的小姑娘在店门口站了好一会儿才进来，问能不能拍，拍灯，拍手，不拍脸。姑娘说不行，灯也不行，灯底下坐着的都是人。孙榆说行，买了两支笔走了。

许砚秋那天下午去北头，是去送椅子的。荀阿姨店里坐不下，问能不能跟民俗馆借几把折叠椅。许砚秋去问蓝馆长。

“椅子借。”蓝馆长说，“你是去搬椅子的，不是去做采访的。人家那天说什么，你别往外带。”

她跟馆里的司机把十二把椅子卸在店门口，一把一把往里递。递到第八把，门口进来一个人，是系围裙的那个母亲。她是来买卡片的。

“今年的卡呢？”

荀阿姨说卡照卖，一块一张，只是今年不挂了，写什么也不管。

那个母亲愣了一下，问为什么不挂。荀阿姨朝里头努嘴，姑娘正在货架后头擦一块小白板，只好出来说了。

母亲听完，脸色就不太好看了。

“请修电梯的、送外卖的来讲？”她说，“你是好心，我知道。可离中考就一百天了，孩子正绷着的时候，你请一屋子人来跟他说，考不上也有路走——他听了，心就松了。松了，就真考不上了。”

“阿姨，我考前一百天，也有人跟我说，考不上这辈子就完了。”姑娘说，“我考不上了，没完。可那一年，我是真以为完了。”

“你是你。”母亲说，“我家那个，夜里一点多还睡不着。他要的是有人跟他说一句‘能考上’，不是一屋子人跟他说‘考不上也行’。”

这话说得不是没道理。许砚秋把最后一把椅子靠在墙上，站在一边，没有出声。

姑娘想了一会儿，说：“那他来不来，您定。来了，不想听就坐着，想问就写卡片。卡片上写想考多少分，我也念，念完了让大人答，您看行不行？”

母亲没答应，也没说不行。她买了一张卡，揣进围裙兜里走了。

傍晚谈玉清下了班从学校出来，过马路进店，是姑娘请的。她听姑娘把后天的安排说完，第一句是：“这个我不能以学校的身份来。”

“不用学校的身份。”

“那我以北头人的身份来。”谈玉清说，“我就讲复读那一年。摸柱子那个，上礼拜讲过了，不讲第二回。”她想了想，又说，“名单你别给我看。哪家孩子来了，我在学校里都不问。”

九号上午，十四中的操场上开百日。桥头文具门口隔着一条马路，喇叭里的声音一阵一阵地过来，有音乐，有讲话，后来是很多人一块儿喊一句什么。荀阿姨把店里的收音机关了，坐在柜台后头听了一会儿。

“我们那会儿哪有这个。”她说，也不知道是跟谁说。

晚上六点半，门口那盏灯点起来了。是一盏老式的玻璃罩灯，罩子上有一道裂，拿透明胶缠着，里头早换成了灯泡。荀阿姨说是她婆婆那辈挂的，平常收在柜台底下，一年只拿出来这一回。灯挂在门楣上，底下一圈黄光，正好照着门槛和门口那两级台阶。

“灯是让人知道门开着的。”姑娘在门口说。她不是说给谁听的。

先来的是大人。电梯公司那位师傅姓隋，五十出头，头发剃得很短，是姑娘的带教师傅，一进门先把手机调了静音。一个三十多岁的外卖骑手，姓岳，把头盔搁在门外的电动车上，进来就问还要多久，他八点还要回去接单。纪小川也来了，开着那辆贴着电话号码的面包车。他不是北头人，是姑娘在安置区十四楼修电梯的时候碰见的，那天他在楼里装柜子，两个人在电梯里聊了几句。谈玉清最后到，手里提着一兜橘子。

孩子们是七点以后三三两两来的。有的是家长送到门口，有的是自己结伴来的，书包都没放下。许砚秋坐在最里头靠墙的地方，挨着一摞没拆封的作业本。她没有数来了多少人，也没有看谁的脸。

那个系围裙的母亲来了，站在门外台阶底下，身后跟着她家那个男孩。男孩进来了，她没进来，站在灯底下，一会儿看看手机，一会儿往里看一眼。

七点一刻，门口又来了一个老头，拎着一只塑料袋。许砚秋认出来，是上礼拜说柱子头是石榴的那个。

“绳子呢？”他一进门就问。

荀阿姨说今年不挂了。

老头站在那儿，脸一下子沉了。“不挂卡，不许愿，叫什么文昌会？”他说，“我年年来，年年拿一袋铅笔来。我是给许愿的孩子拿的。”

“您的铅笔，照发。”姑娘说。

“发给谁？发给听讲座的？”老头把塑料袋往柜台上一放，“你们年轻人，一改就改没了。今年不挂卡，明年不点灯，后年连这个会都没了，谁还知道北头有过这么个事？”

店里一时没人说话。岳师傅低头看了看表。

“灯照点，会照开，名字照叫。”姑娘说，“您明年还来，我明年还开门。”

老头没应她，也没走。他在门边那把椅子上坐下了，塑料袋搁在膝盖上，两手压着。

姑娘把小白板立在柜台上，白板上什么也没写。她说今天就是请几位来说说自己，说完了，大家有想问的，写在卡片上，她来念，不写名字。

隋师傅先说。他说他念的是技校，八几年的，学的是钳工。毕业分到厂里，厂子后来没了，他在街上修过自行车，修过摩托车，四十岁那年才进电梯公司，从头学。

“头一年我怕高。”他说，“井道里往下看，腿是软的。后来也没好，就是习惯了。”

有个孩子在底下笑了一声。隋师傅也笑了。

岳师傅说得最短。他说他以前是厨师，炒了十一年菜，手腕子坏了，才送外卖。他说送外卖不看文凭，看手机，看路，看腿。“还得看脾气。”他说，“人家骂你，你得先把东西送到了，再想骂回去的事。”说完他看了看表，又坐了一会儿。

纪小川站起来，挠了挠头，说他不太会讲。他说他初中毕业就跟着亲戚干装修，头几年什么都不懂，不懂也不问，怕人家说他笨。“上个礼拜，”他说，“我照一张图纸做柜子上的横档，量错了一个边，做出来卡住了，装不进去。其实我一开始就没看明白那张图从哪边起量，我没问。问了显得我看不懂。”他停了停，“后来是改了三回才装上的。所以我就想说一句，不懂的，问。问了不丢人，装不进去才丢人。”

谈玉清讲复读那一年。她说那年九月，她的同学都去了高中，就她一个人背着书包回初三的教室，坐在一群比她小一岁的孩子中间。“那一年我最怕的不是考试。”她说，“是早上出门，在楼道里碰见邻居，人家问一句：‘哟，还上初中呢？’”

屋里静了一下。

“后来我就早上六点出门。”谈玉清说，“楼道里没人。”

她说完就坐下了，把那兜橘子拿出来，一个一个往孩子们那边递。

卡片是后来一张一张递上来的。姑娘站在门口那盏灯底下念，因为那里最亮。

第一张写的是：修电梯的时候电梯突然动了怎么办。隋师傅答得很细，说先断电、挂牌、锁住，两个人干，一个人不干，答完了又补一句：“你们别自己去试。”

第二张写的是：送外卖一个月挣多少。岳师傅说了一个数，又说有时候多有时候少，下雨天多，腿疼的时候少。

第三张，姑娘拿着看了一会儿才念：你们考不上的那一年，家里人是怎么跟你们说的。

没有人马上答。过了一会儿，是岳师傅先开口。他说他没考，他爸说家里供不起了，他就没考。“那年我也没觉得怎么样。”他说，“是后来，手腕子坏了那年，才想起来的。”

谈玉清说，她妈那一年什么也没说，每天早上五点半起来给她热一碗粥，热了一年。

纪小川说他爸说的是：“不念了也好，早点挣钱。”他说到这儿停住了，像是还有话，又没说出来。

第四张卡片上写着一个数，六百一十，底下一行字：我能考上吗。

姑娘把这张念了。念完了，屋里谁也没有答。许砚秋看见门外台阶底下，那个系围裙的母亲把手机放下了。

姑娘拿着那张卡片站了一会儿，说：“这个我答不了，在座的谁也答不了。”她把卡片翻过来，看了看空白的那一面，又翻回来，“可我能告诉你，我那年写的是六百零五，我考了五百八十二。我现在修电梯，修得还行，我师傅说的。你要是考上了，六月底来跟我说一声；你要是没考上，也来跟我说一声。我在这儿。”

她把那张卡片放进自己的外套口袋里，没有夹到任何地方去。

许砚秋就是在这个时候，看见灯底下还站着一个人。

那人站在姑娘身侧，比她矮一些，弯着腰，凑近了去看她手里下一张卡片，看得很慢，像是眼睛不好，要一个字一个字认。穿的是什么，许砚秋没有看清，只看见一截袖口，袖口上有一块洇开的黑，是墨。他没有看写卡片的是谁，也没有抬头看屋里的人，只是看那几行字。

姑娘翻到下一张，灯底下就只剩她一个人了。

许砚秋眨了一下眼。门外的风把灯罩吹得晃了晃，那道拿透明胶缠着的裂缝，在门槛上投下一条细细的影子。她想，大概是灯晃的。她没有往本子上写。

八点差五分，岳师傅走了，走之前又回头答了一张卡片：送外卖要不要会说普通话。他说要，不会说就学，他现在也说得不好。

八点半散会。孩子们陆陆续续出门，灯底下一个一个走过去，影子在台阶上拉长了又缩回来。那个系围裙的母亲在台阶底下接到了她家男孩，男孩手里拿着一个橘子。母亲问了一句什么，男孩说了几句，许砚秋听不见。母亲点点头，拉着他走了，没有往马路对面柱子那边去。

那个拿铅笔的老头最后才起身。他把塑料袋里的铅笔倒在柜台上，一大把，都是削好了的。

“明年还叫文昌会？”他问。

“叫。”姑娘说。

“那我明年还拿铅笔来。”老头说完，走到门口，又回过头来冲许砚秋说，“那个柱子头，是石榴。”

许砚秋说：“我记着您的说法。”

老头嘿了一声，下了台阶走了。

荀阿姨把门楣上的灯取下来，用一块软布擦了擦罩子，又放回柜台底下去。她数了数，今天卖出去的卡片是十九张，往年要六十多张。

“少了四十多块钱。”她说，“铅笔倒是多了一把。”

姑娘在收椅子，没有接话。收到许砚秋坐的那一把，她停了一下。

“许老师，你今天记了什么没有？”

“还没记。”许砚秋说，“你让我记什么？”

姑娘想了想。“就记今年不挂卡了。灯照点。请了几个人来讲他们自己。”她说，“别的不用记。那些卡片上写的，是写给他们几个大人看的，不是写给你们馆里看的。”

许砚秋说好。

十号上午，管网的人来挪柱子。一台小吊车，四个工人，先在柱脚四周挖开，再用吊带兜住，吊起来的时候柱子底下带出一大块结成疙瘩的旧灰浆。挪到东边三米的人行道内侧，早就浇好了一块水泥底座。一上午就弄完了。

许砚秋站在马路这边看。十点多的时候，魏今生给她打电话。

“你在北头？”他说，“柱子挪了？”

“挪了。东边三米。”

“那就放那儿吧。”魏今生说，“我上午给街道去了个函，原柱我们不申请接收了。”

许砚秋没说话。

“你别想多。”他说，“复核明天出结果，我这礼拜在砍预算。玻璃罩、屏、出卡片的那台机器，报价单一加，比整个百业展区的说明牌还贵。学校不来，研学的数也没了，这钱花出去，就是一根柱子罩在玻璃里，没人摸，屏上天天亮一个‘中’给谁看。”他顿了顿，“屏和卡片机，砍了。铜的那个做不做，看明天。”

“还有那行字。”许砚秋说。

“那行字我查了。”魏今生说，“设计公司从一个旅游网站上抄的，网站也没写从哪儿来的。我让他们改了，改成‘来历待核’。”他笑了一下，“四个字，挺难看的，展签上头一回有这么写的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他又说：“孙榆跟我说了，那个文昌会，人家不让拍。我原来想，不让拍，就在展签上写一句，北头至今还有文昌会。她说那也得问人家。我说那就不写。”

“是得问人家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魏今生说，“我现在知道了。”

他挂了电话。许砚秋知道这里头有一大半是钱。可屏上不亮字了，卡片上不印孩子的名字了，这是真的。展签上写着“待核”，也是真的。

中午她进桥头文具买了一本新的笔记本，荀阿姨找零的时候说，昨天夜里有两个孩子又回来了，问明年还开不开，她说开。

“我外孙女说，明年请个学烘焙的来。”荀阿姨说，“再请一个当兵回来的。”

许砚秋出了门，在挪过去的柱子边站了一会儿。水泥底座还是新的，颜色发白，柱子头还是那么黑亮，只是比原来往东挪了三米，离文具店的门口近了。一个穿校服的孩子骑着自行车过去，没停，也没伸手。

回到馆里，她把名录文昌那一条翻出来。第一行还是她上个月写的那两个字：待核。碑拓那一则、北头旧闻那几则，都已经整理在后头，各有各的卡。她在“今日可见”底下，添了几行：

北头桥头文具店，每年中考百日之夜，店主婆婆一辈起称“文昌会”，门楣挂旧玻璃罩灯一盏。二〇二七年起，卡片不挂，不写分数；灯照点，请街上数人讲各自如何谋生，孩子以卡片发问。——组织者，一个往届的，本人所说，允记。

万神园文昌展区：原柱不申请接收，屏与印名卡片撤；展签改“来历待核”。

状元桥望柱，二〇二七年三月十日，管网改线，就近东移三米。柱头作何形，街上仍有两说。

写完了，她把笔搁下，又拿起来，在“允记”后头加了一句：卡片上所写，未看，不记。

她想起那盏灯。罩子上一道裂，用透明胶缠着，一年点一回，点起来，照的是门槛和台阶，照着人进来，也照着人出去。她没有把这一句写进去。这一句是她自己的。